上一代政府和我們教師們到底如何看待臉書等即時性互動網路社群早已承載起資訊、知識交流管道的意義呢？
如果一個埃及小男孩可以藉由臉書、網路以及街頭公民課迅速學習他所需要的知識與能力時，我們教師的角色到底該如何調整呢？
有位網友觀察這波學運提出如下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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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過去的學運世代在現身時，並沒有現在這樣的社會與國際現勢，論述能力與科技協助，所以說這次的抗議行動在短短幾天內讓全台灣的人上了政治、社會、經濟的許多課程，許多大方向與細微的論述紛紛出籠，並拜網路之賜得以被傳播與討論，在過去是前所未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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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曉得各位老師們是否認同？
因為我看了馬英九和經濟部長等人的論述後，真的讓我嚇了一跳，發現他們的說法似乎假定了公民不會去查證與檢驗他們的論述。甚至公民們在檢驗後，還會進一步再透過臉書與網路傳播更經得起檢驗的正確訊息。
那麼，這是不是代表著我們的政府部門還無法理解「資訊社會」的意義呢？
就像突尼西亞和埃及的公民也是藉由臉書等社群資訊科技改寫了他們的政治現狀那樣。
那麼回到我們教師的教學意識，面對此一前所未有的變化，我們該如何調整呢？仍然以講述教學模式回應資訊社會的鉅變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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